用创新革命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时代》选载
来源：学习时报， 主编：熊玠
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英国首相丘吉尔曾指出：我宁愿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这些都凸显了杰出人才在推动国家崛起中的关键性支撑作用。经过30多年的经济急行军，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都已经面临极大挑战，因而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资源与环境的双重考验。中国能否避免走传统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运用东方智慧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开辟新路，取决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能否用创新驱动经济突围。中国的未来不取决于宿命，而取决于当下有力的行动。新常态，其实就是新的发展道路的代名词。
中国经济新常态
2014年10月26日，《今日美国报》网站发表报道，根据美国金融数据软件公司提供的各公司最近一个财年的净收入数据，世界上20家最能赚钱的公司排名出炉。其中中国工商银行超越美国苹果公司，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
报道还披露，全球十大最赚钱的公司排名依次是：中国工商银行、美国苹果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中国建设银行、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韩国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英国石油公司、美国微软公司。
看到这则报道，外界认为中国人应该为之欢欣鼓舞，但中国的民众却乐不起来：苹果公司是全球知名的科技创新公司，按照中国的分类，属于典型的民营企业，而中国工商银行却是地地道道国有绝对控股的金融集团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依靠体量优势战胜苹果公司，确有胜之不武的遗憾。
所以，这份榜单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美经济竞争力的一次大比拼，中国经济大而不强、创新力量薄弱的缺陷在此暴露无遗。
单纯依靠政策优势和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能够托起中国经济的未来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但中国经济能否打破创新匮乏的魔咒，走上持续稳健发展的新常态?
习近平和他领导的中国将在未来的数年中给出答案。
保持战略定力，引领新常态
众所周知，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驾马车”驱动，即政府投资拉动、外贸驱动、内需推动。正当政府投资推动引擎面临缺油熄火危险的时候，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国的外贸形势也一路急转直下。2014年，中国进出口总值26.43万亿元，比2013年增长2.3%。其中，出口14.39万亿元，增长4.9%;进口12.04万亿元，下降0.6%;贸易顺差2.35万亿元，扩大45.9%。中国的出口在2014年仅增长4.9%，这在21世纪前10年是不可想象的低速。
外贸引擎呈现一路疲软的颓势，剩下的“内需消费驱动”马达的表现也远远不能让人乐观：根据世行的数据，2007 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4%，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60%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中低收入国家41%的平均水平。中国内需长期只占GDP比重的 1/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1/3左右，且增长速度相当缓慢。
中国内需动力不足的核心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2010年，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的张建国对媒体表示，中国大陆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 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全国总工会的相关调查也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贫富差距过大除了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之外，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制约了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使得中国的内需引擎一直萎靡不振。
面对宏观经济的严峻形势，习近平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但正处在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这个被称为“三期叠加”的基本判断，标志着习近平决心将中国经济引入一个新常态。
习近平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济增速逐渐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区间。这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速度。习近平强调：“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
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有利于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切实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经济增速换挡只是相对于以往高增长的适度降低，中国经济增速仍然大大高于发达经济体和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但中国经济的主动降速还是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担忧和质疑，2014年西方更是掀起对中国的新一轮唱衰之声。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前，海外一些投行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看空中国经济的“大合唱”，高盛此前就预测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速只有6%。但中国国家统计局最终公布的7.4%给了国际投行有力的回击。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中国长期形成的投资主导、政府主导、竞争性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在今天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这种增长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已经成为增大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的体制因素。
很显然，习近平希望中国经济适当降速，其目的就是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但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对他和他的同事来说，被认为将是一场不亚于“淮海战役”的决战。
在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多困难呢?中国人保资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倪金节曾有这样的分析：虽然调结构早已成了政策文件的常用词，但要化为实际的战略，仍然征途漫漫。过去10年(2000—2010年)GDP增长结构的不断恶化，足以说明调结构的难度之高，困难之大。要知道，2009年投资占GDP之比已经达到惊人的67%，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还只是37%，可当时就已有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比例偏高。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更是直率地指出：“实际上仅仅依靠政府是调不了结构的，这么多年来有保有压有十几年了，所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是对的，要想办法把市场的作用发挥出来。”
通过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习近平的立场很坚定，他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经济结构调整不是免费午餐，更不是欢乐嘉年华。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不少行业、企业难免受到冲击，有些甚至会退出市场，这些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是结构调整中的“阵痛”。
中国的经济增长犹如参加马拉松比赛，经过前半程的狂奔，选手体能消耗很大，现在需要在中途做一些技术调整，把速度降下来，补充体能，这是为了更好地跑好下半程。中国经济向好的趋势没有变，有专家估计在2016年就能看到中国经济稳步向上的态势。急着“唱衰中国经济”的那些人恐怕又得失算了。
世界工厂，要从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
世界工厂，一般是对全球最强的工业国家，特别是制造业国家的尊称。
19世纪后期之前，英国被公认为世界工厂。到19世纪末，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在钢铁、汽车、化工、机器设备、飞机制造、电气产品、医药以及军事装备等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其生产规模和出口份额都位居世界前列，因此美国被称为世界工厂。随后，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工业从以出口重化工业产品为主导逐步转向以出口附加价值高的机械电子产品为主导，成为机电设备、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日本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很多工业品的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例如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彩色电视机、家用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微波炉、各类纺织品以及日用轻工业品。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出口额进入全球前三强，机电产品出口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由此跻身“世界工厂”的行列。
但世界工厂美丽的光环底下，却有着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以美国议员们最关心的中美贸易顺差为例，专家普遍认为存在三个原因：第一，中美市场需求结构不同，人们的消费选择和其收入水平密切相关，两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生产的高技术产品却属于高档产品。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中国市场能够形成购买力的有效需求不足。第二，美对华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出口管制政策在对美国工业产生危害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其出口竞争力，导致对中国出口下降。第三，中国对美贸易产生较大顺差的直接因素是全球性产业转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亚太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得美国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导致韩、日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下降态势，中美顺差连年攀升。
关于第三个原因，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的北京大学教授路风有更深入的分析：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中国持续了近20年的“双顺差”格局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从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来讲，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是资本输出国，即中国的储蓄率足以支持相当高的国内投资率，而无须以境外资本直接投资(FDI)的大规模流入为补充。但事实上，中国在保持贸易顺差的同时又大量引进外资，导致了资本项目的顺差。“双顺差”使中国积累起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外汇储备从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后，到 2011年年底已达3.181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外汇储备的1/4。但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缺乏有效的投资出路，主要用于购买诸如美国国债之类的债权资产。
造成中国对美贸易“双顺差”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的国内企业虽然把生产环节向中国转移，但其跨国公司则是价值链的龙头，贸易逆差并不表明美国公司缺乏竞争力，反而说明这种控制核心技术对美国公司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益输送。
中国顶着“世界工厂”的美丽光环，却基本上从事的是廉价代理加工的小伙计角色。以美国苹果公司的产品为例，在其全球代加工厂中，中国是重中之重，约占 90%，苹果每台iPad利润约达150美元，苹果公司独占58.5%的利润，原材料供应国约占利润的21.9%，屏幕、电子元件等主要供应商分得 4.7%的利润，而中国大陆劳工只能从中拿到1.8%的利润。
正如强健的身体需要强健的骨骼为支撑一样，中国要继续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就必须保持在制造业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这一点，习近平看得非常清楚。他在每次出访期间，总是不忘看望在当地工作的中国制造业工人，并多次亲自担任 “超级推销员”。2014年7月19日，习近平在接受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钥匙时还风趣地说：“穿行在这里地铁线上的‘中国制造’列车，彰显着中阿务实互利合作的勃勃生机。”
2015年3月25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了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制造今后要包含更多中国创造因素，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当天的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这份经历了近3 年时间制订而成的规划，被视为“用三个10年完成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第一个10年路线图。
中国经济新常态：机遇大于挑战
中国的经济形态，犹如一只硕大无朋的大象，每个人似乎都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因此，若干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很少能诞生一个非常客观服人的描述和解释。
究竟该如何客观辩证地看待中国经济新常态，习近平用“三个特点”“四个机遇”进行了解读，让世人耳目一新。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在出席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作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时，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及给中国带来新的四个机遇。
习近平说：2014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长势头显著，内需不断扩大。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近平提出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四个方面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会不会进一步回落、能不能爬坡过坎。风险确实有，但没那么可怕。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我们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以目前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
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2014年前3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4.6%。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第四，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简言之，就是要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比如，中国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习近平同时指出，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
中国经济新常态不同于全球经济新常态，如果说全球经济新常态更多的是对未来世界经济趋势的一种悲观认识，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则包含着经济朝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就此指出，新常态不同于常规经济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阶段，它是经济脱离常轨、另辟蹊径的新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另辟蹊径意味着供应链重组、经济结构转变、治理体系重塑和大国关系再造;在国内，除了这些全球共性，还意味着对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的脱离，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并由此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迈进。简言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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